廈門鷺源畫苑主營文房用品，從事文房用品行業10多年。文房四寶介紹：

“文房四寶”指紙、墨、筆、硯四類書畫用具，已是今人皆知的常識。但“文房四寶”一辭源自何者？源起何時？卻尚有未盡之解。比如《辭海》“文房四寶”辭目的說法，便是如此：“舊時對紙、墨、筆、硯四種文具的統稱。文房謂書房，北宋蘇易簡著《文房四譜》，一名《文房四寶譜》，敘述這四種文具的品類和故實等。”

《辭海》說法的模糊之處在于：“一名《文房四寶譜》”的作者是誰？是另有他人？還是蘇易簡（958—997年）本人？如果是蘇本人，那么“文房四寶”一辭就當是蘇易簡提出的。但像《叢書集成》等收錄蘇易簡著作的各種文獻中，皆以《文房四譜》為書名，而未見注明《文房四寶譜》作者為蘇易簡者。也就是說，“文房四寶”一辭與蘇易簡的著作名稱，并無直接的原詞轉用關系。

蘇易簡不是“文房四寶”一辭的直接，這在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中為蘇易簡《文房四譜》一書做提要時有所記載：“《宋史》本傳但稱文房四譜，與此本同。尤袤《遂初堂書目》作《文房四寶譜》，又有《續文房四寶譜》。考洪邁《歙硯說跋》，稱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，當由是而俗呼四寶，因增入書名，后來病其不雅，又改題耳。”

《四庫》提到的洪邁（1123-1202年）和尤袤（1127-1194年）生卒年代相近，但都晚于蘇易簡，二者與“文房四寶”一辭似乎都有關系。其中《四庫》在為洪邁題跋《歙硯說》等書目的提要中，更詳細地談到了上述“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”的人，是洪邁的哥哥洪適（1117-1184年）。換言之，《四庫》是說蘇易簡原著《文房四譜》本無他名，是因為洪適曾經把它揭示于徽州的四寶堂，才有人用“四寶”這種俗稱稱它為《文房四寶譜》的。因此，同為一個時期的尤袤在做《遂初堂書目》時，這才把俗稱的《文房四寶譜》等收錄了進來，也未可知。

然而問題到這里并沒有解決，因為實際上，在比洪適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蘇易簡生活的北宋時期，社會上已在普遍使用“文房四寶”一辭了。如詩人梅堯臣（1002—1060年）早就寫有“文房四寶出二郡，邇來賞愛君與予”的詩句。

由此可見，“文房四寶”一辭的來源，盡管與蘇易簡著作名稱沒有直接關系，《四庫》所記得名于洪適的說法也經不起年代差的考實，但至少在北宋時期，社會上已廣泛使用了這一詞匯，當無問題。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，陸游（1125—1210年），甚至還把“文房四寶”叫做“文房四士”：“水復山重客到稀，文房四士獨相依”。但是不知為什么，被陸游入題入詩、稱之頌之的“文房四士”一辭，卻沒有像“文房四寶”那樣流行并流傳下來。這大概與后者出現和使用的年代較早，更傳神地表達了紙、墨、筆、硯在書房中的地位，已被社會廣泛接受的緣故有關。

筆、墨、紙、硯在宋代已成為書房中重要的書寫繪畫用具，有考古學上發現也可作證。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園山發現的南宋許峻墓中，就發現了整套“文房四寶”用品被隨葬的現象。再如河北張家口遼代張文藻家族壁畫墓的壁畫中，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見早將筆、墨、紙、硯同繪于一處的“文房四寶”圖畫。其中7號墓“童嬉圖”壁畫中（如圖），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戲的柜子，發掘者認為是食盒，但有研究者認為，應當是文房用具，可放置紙張、畫軸、書札等。這幅畫的墓主人張文藻卒于遼代咸雍十年（1074年），與蘇易簡、梅堯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為相近。這些無不說明，如果筆、墨、紙、硯不是經歷時代的積淀，逐步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實用基礎，那么“文房四寶”一辭是不會在宋代終成專門用語的。

說起來，“文房四寶”中的“四寶”譜系還有據可考，但作為書寫、讀書等專用處所的“文房”的起源，卻實難考實得多。像唐代杜牧《奉和門下相公兼領相印出鎮全蜀詩》中所言“彤弓隨武庫，金印逐文房”，已是我們迄今能看到的比較早的“文房”用辭了。因此說“文房”一辭于唐代就已出現，或者還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時期，當不至于引起太大異議。但問題是，我們這里提到的文房，其實多屬于概念或屬性范疇，因為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的文獻著錄、考古發現以及研究成果，能告知我們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樣的具體形態。

將有關文房四寶的起源研究，延伸到與其關的書畫空間場景中，是在變筆、墨、紙、硯的靜態討論為書畫者行為的空間動態考察。因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觀，正在發生從單體到整體再到群體的轉變，了解和復原古代書畫用具與文房乃至與文人行為之間的關系，這樣才能更地了解書法用具發展的史脈。換言之，如果說文房是“文房四寶”的空間載體，那么，文人則是文房的活動主體。沒有文房承載的文房四寶是孤零散亂的用具，而沒有文人活動的文房則是沒有活力的空寂建筑。